一、從政治學的角度分析和判定邪教

政治學是以人類的政治行為和政治現(xiàn)象作為研究對象。政治活動對于所有人類的其他行為具有最終的組織效果，而當代人類是以國家作為最高的組織，對內聚合并拘束成員的行為，對外則以國家的名義相互對待。國家及其相應的政治行為，對每一個社會團體和成員都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從政治學緯度來看，邪教之邪就在于其歪理邪說背離主流意識形態(tài)，具有政治反動性，對國家的社會管理構成妨礙，甚至對現(xiàn)存政權構成威脅。

1. 古今中外各國對邪教的認知和態(tài)度存在差異

文藝復興之前，西方各國實行政教合一，天主教會居于統(tǒng)治地位，其他宗教與各種異端幾乎沒有生存空間。文藝復興之后，基督新教興起，各種新興教派如雨后春筍般出現(xiàn)，其他宗教與各種異端乃至邪教都有了一定的發(fā)展空間。當代西方一般并不存在政治學意義上的邪教，這是因為西方各國逐漸實行政教分離，過分強調宗教信仰自由，國家一般忌諱動用政權的力量對某種聲稱具有宗教性的團體或打著宗教旗號的組織作出邪教的認定。

而在中國，數(shù)千年來均由世俗政權統(tǒng)治，尤其秦漢以后，儒家思想居于統(tǒng)治地位，實行高度的中央集權，佛、道等宗教被嚴格約束，成為統(tǒng)治階級的工具。中國歷史上的民間宗教或邪教為獲得生存、發(fā)展，往往會打著佛教、道教旗號，一些農民起義也借某種巫術或民間教門鼓動和組織起來，對當時的政權造成極大威脅，歷代政府也通過國家政權的力量對民間教門或邪教進行嚴格管束，甚至不惜動用武裝力量。這與宗教學、心理學、社會學的視角看待邪教，既有聯(lián)系，更有區(qū)別。在當代，中國境內的邪教依然具有相當程度的政治目的，對社會主義政治體制造成威脅，具有很大的政治破壞性。國家對其進行取締和打擊也就成為很自然的事情。

2. 邪教的甄別、判定、處理

與多數(shù)國家不同，中國對于一個組織或團體是否為邪教，最終是由國家或政府相關部門來判定的，并制訂有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和嚴格的法律法規(guī)。我想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1）中國的歷史、文化和政治體制，決定了政府無論是為了維護政權，還是為了履行對國家、社會的管理職責，都必須對邪教組織進行甄別、判定和處置。

（2）邪教組織人員構成復雜，行事詭秘，關聯(lián)各行各業(yè)甚至境外，危害涉及方方面面，不僅有其思想、文化、宣傳品內容需要甄別，更有其內部組織架構、涉嫌犯罪活動需要調查，還有判定邪教后的處理與大量善后工作，這是任何單一政府機構、社會團體和個人無法做到的。 

（3）盡管多數(shù)邪教都打著宗教旗號，宗教界對冒用自身宗教的邪教有相當?shù)陌l(fā)言權，但鑒于各宗教間或宗教派別間有相互指責對方為異端或邪教的傳統(tǒng)，或投鼠忌器、擔心影響其自身的考量，宗教界的判斷和態(tài)度只能作為一個重要參考。

（4）邪教組織對受其控制、影響的成員的生命財產、家庭關系、身心健康通常會造成極大損害，破壞社會穩(wěn)定，政府有責任、義務和權力、資源、手段對其犯罪事實進行調查，予以取締，及時制止其發(fā)展和不法侵害。

3. 如何從政治學緯度界定邪教或邪教現(xiàn)象

從政治學的緯度來看，具有以下特征和表現(xiàn)的組織，基本可以界定為邪教或準邪教：

（1）冒用宗教、氣功或者其他名義建立的極端排他的非法組織；

（2）神化首要分子，團體中對現(xiàn)世教主形成絕對崇拜的氛圍；

（3）制造、散布迷信邪說，嚴重背離其冒用的宗教等的宗旨，背離甚至攻擊主流社會和意識形態(tài)；

（4）對外界實行偽裝、欺騙，發(fā)展成員，對內實行人身乃至精神控制，以信仰或神的名義鼓勵成員脫離乃至敵視家庭、社會，阻塞外部信息，構建起一套與社會格格不入的詮釋系統(tǒng)、管理體制。

（5）以各種方式繞過或抗拒政府的行政管理，形成一個具有特權的“獨立王國”；

（6）大肆聚斂錢財，逃稅漏稅，奸淫婦女，剝削甚至摧殘內部成員，社會危害嚴重。

二、從法學的角度分析和判定邪教

在現(xiàn)代文明社會，特別是政治文明不斷發(fā)展完善的社會，法學意義上的邪教概念不僅與政治學意義上的邪教概念是統(tǒng)一的，而且與社會學意義上的邪教概念也是統(tǒng)一的，因為法律一般是統(tǒng)治階級意志的體現(xiàn)，是為社會文明和經濟發(fā)展服務的。

1.  中國古代很早即立法禁止邪教或類邪教行為

中國自古以來就重視以文化人，教育立國，儒釋道構建的真假、是非、善惡、正邪等成為主流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輿論褒貶、取舍的核心觀念。所以，左道、妖術、異端、妖訛及邪教一詞很早就進入官方政治文件之中。中國歷史上最早提到的邪教罪名是“執(zhí)左道”罪，包括巫蠱、祝詛、作妖書等行為，通常被處死刑。如《禮記·王政》中記載：“執(zhí)左道以亂政，殺”。 

中國反邪教立法始于漢朝時期，《漢律》中就規(guī)定了“執(zhí)左道”“造畜蠱毒”“造厭魅”“妖言妖書”等罪名，用來懲治巫術、邪教類犯罪。妖書妖言罪是借神鬼之口制造和散布對政權不滿以煽動民眾的異端邪說行為。此罪首設于秦，漢呂后廢“謠言令”，后漢文帝復設，唐代細化為造妖書妖言罪、傳用妖書妖言罪和私存妖書妖言罪。宋代農民起義與“妖書妖言”多有聯(lián)系，宋刑嚴治此罪，不僅重判此罪，還規(guī)定這類犯罪不能赦降和免除。明律對此罪重罰，“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眾者，皆斬。若私有妖書隱藏不送官者，杖一百，流三年”（《問刑條例》）。清朝條例“凡妄布邪言，書寫張貼煽惑人心，為首，斬立決，為從皆斬監(jiān)候”。

“祝詛罪”是祈禱鬼神加害皇帝的行為，“巫蠱罪”是巫女用神道迷信詛咒皇帝的行為，即使這兩種行為不會對皇帝造成實際危害，但均以腰斬問刑。西漢征和二年，漢武帝長子太子劉據(jù)因被江充、蘇文等人誣陷以巫蠱詛咒父親漢武帝，被迫發(fā)兵起事誅殺江充，導致漢武帝以為兒子企圖謀反而派兵鎮(zhèn)壓。兩方對戰(zhàn)導致長安城中死傷過萬，最后太子兵敗逃亡，自縊而死，此事件史稱“巫蠱之禍”。從發(fā)端到結尾實際前后罹難有四十多萬人，大量政治軍事人才的流失成為西漢政權衰落的重要歷史原因。

隋唐時期，宗室官僚敬事鬼神，篤信厭勝的左道觀念，巫蠱、厭魅行為犯罪大肆泛濫，故朝廷明確“造畜蠱毒罪與造厭魅及造符書祝詛罪”，列入“十惡”罪第五位?！短坡墒枳h·賊盜律》記載“清造畜毒”及教令者，絞；造畜者同居家口雖不知情，其里正知而不糾者，皆流三千里；造厭魅罪自隋唐至明清均以謀殺論。

元統(tǒng)治者特設“偽造經文罪”。規(guī)定：“諸僧道偽造經文，犯上惑眾，為首者斬，為從者各以輕重論刑。諸以非理迎賽祈禱，惑眾亂民者，禁之。……諸陰陽家天文圖讖應禁之書，敢私藏者罪之。諸陰陽家偽造圖讖，釋老家私撰經文，凡以邪說左道誣民惑眾者，禁之，違者重罪之。”（《元史·刑法志》）元后期，兼此條例和軍事鎮(zhèn)壓對付白蓮教、彌陀教等宗教組織的起義。

至明代，首次將“禁止師巫邪術罪”入律，這是中國古代預防懲治邪教犯罪的第一款專門條法，為清代引“邪教”這一罪名入律奠定基礎。“師巫邪術罪”《明律集解·附例》記載：“凡師巫假借邪神，書符咒水，扶鸞禱圣……一應左道亂正之術……煽惑人民，為首者絞，為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清政府統(tǒng)治時期，清順治十三年（1656年），“邪教”一詞正式刊載在官方文書中，當時諭令中出現(xiàn)“凡左道惑眾”，“踵行邪教”，“加等治罪”的規(guī)定，由“妖”而稱“邪”，反映出統(tǒng)治者意識到這類犯罪是人事而不是神事。乾隆時，“大逆罪”下設“興立邪教罪”，居于“十惡”之首，規(guī)定其本人愚妄或希圖誆騙財物，興重邪教名目，或因仇恨造邪說煽惑人心罪，為滅九族之罪。清代統(tǒng)治者對邪教犯罪十分重視，在 “禁止師巫邪術”、嚴懲“造妖書妖言”等條款的基礎上，還規(guī)定：凡妄布邪言、書寫張貼、煽惑人心者，為首者斬立決，為從者皆斬監(jiān)候，習天文之人妄言禍福和傳辟邪術、道士施法致人死亡，依其罪行分別處絞監(jiān)候、充軍和杖刑。邪教犯罪一般比照謀反大逆定罪處罰。

除上述刑典規(guī)定罪名外，歷代統(tǒng)治者還頒布特別欶令和行政法措施懲治邪教、巫術活動。帝王頒布懲戒令，多由于當時邪教猖獗，故從重打擊。如宋高宗紹興十一年頒布“吃菜事魔條法”，赦令禁止“吃菜事魔”和“夜聚曉散傳習妖教”。各代統(tǒng)治者必兼用行政手段打擊“邪魔外道”，除要求信眾“還隸民籍、具結悔過”外，都要收繳經書、焚毀經版、拆除邪祠、銷毀偶像、查抄教產等。明代曾發(fā)布《毀無為教告示》決定焚燒經版、經文。清代針對無為教也頒布過類似的行政法。

2.  新中國立法懲治會道門和邪教

清朝亡后，民國政府引入西方宗教信仰政策，多數(shù)民間秘密教門改換門庭后被政府承認，注冊為宗教團體或慈善組織，只有極少數(shù)被以邪教之名取締，因而各種“會道門”組織得到很大發(fā)展，它們實際是元明清流傳的各種秘密教門或邪教衍化而來。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共有各類會道門300余種，道首和骨干分子約82萬人，道徒約1300萬人，約占當時全國總人口4.75億的2.9%。

1949年1月4日，華北人民政府發(fā)布《華北人民政府解散所有會道門封建迷信組織的公告》，指出：會道門組織是“封建迷信的非法的社團，且常為反動分子操縱利用，以進行各種反革命活動，在過去抗日戰(zhàn)爭及解放戰(zhàn)爭中，都曾發(fā)生破壞作用，若任其存在與發(fā)展，則對革命事業(yè)與人民利益必將大有損害”。

1949年8月9日，東北行政委員會發(fā)出《布告》，自布告之日起，所有東北會道門一律解散。

1951年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規(guī)定“利用封建會道門進行反革命活動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其情節(jié)嚴重者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為打擊反動會道門提供了強大法律武器。

通過三年持續(xù)開展取締反動會道門工作，一大批道首骨干受到了法律制裁，成千上萬道徒爭相退道，封建統(tǒng)治階級一千多年屢禁不絕、甚至愈演愈烈的邪教問題，包括巫婆、神漢、風水、算命、占卜、扶乩一類活動也一時基本消失，如同禁絕鴉片、取締關閉賭場和妓院一樣，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受到最廣泛稱頌的社會成果。

改革開放后，國家貫徹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五大宗教都得到迅速的恢復和發(fā)展。但同時，社會上興起了持續(xù)近二十年的氣功熱、特異功能熱，各種邪教和非法組織也隨之沉渣泛起，直到1999年發(fā)生“法輪功”圍攻中南海事件，引起黨和政府的高度警惕，制訂了一系列的相關政策和法律法規(guī)，起到顯著的遏制作用。

1997年3月14日，經第八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專門對組織、利用邪教組織犯罪做了規(guī)定，明確了對組織、利用邪教組織破壞國家法律、行政法規(guī)實施等犯罪行為的處罰問題，為依法打擊邪教組織的犯罪活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

1999年10月30日，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十二次會議通過的《關于取締邪教組織防范和懲治邪教活動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是依法綜合治理邪教的綱領性文件，從而拉開了我國依法綜合治理邪教的序幕。

20多年來，我國不斷完善防范和處理邪教的法律、法規(guī)，先后制定了相關法律、法規(guī)、規(guī)章等40多項，初步形成了我國防范處理邪教問題的法律體系，并依法認定和處理了包括“法輪功”在內的23種邪教。

2015年1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頒布、實行，對利用邪教組織破壞國家法律實施罪增加“情節(jié)較輕”的規(guī)定，設立了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并處或者單處罰金”的量刑區(qū)間。

2017年1月25日，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發(fā)布的《關于辦理組織、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成為執(zhí)法機關執(zhí)法的重要依據(jù)。

我國現(xiàn)行《刑法》第三百條是對邪教犯罪的專門規(guī)定：組織、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或者利用迷信破壞國家法律、行政法規(guī)實施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情節(jié)特別嚴重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jié)較輕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并處或者單處罰金。組織、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或者利用迷信蒙騙他人，致人重傷、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規(guī)定處罰。犯第一款罪又有奸淫婦女、詐騙財物等犯罪行為的，依照數(shù)罪并罰的規(guī)定處罰。

從《刑法》第三百條的表述來看，構成此類犯罪，首先要有“組織、利用”的行為。但是，僅僅是組織、利用邪教，尚不足以構成犯罪，還必須有進一步的行為。這些行為分別是“破壞國家法律、行政法規(guī)實施”；“蒙騙他人”（并發(fā)生“致人重傷、死亡”的結果）；“奸淫婦女、詐騙財物”。就前后兩種行為的關系看，前面的“組織、利用邪教組織”是手段行為，后面的行為是目的行為。這里的“組織、利用邪教組織”包含了法國《阿布-比卡爾法案》中的邪教“控制”犯罪，因為不控制就無法利用。但顯然，利用比控制更進一步，而且還有后續(xù)的危害行為。

3.  中西方法學對待邪教觀念的異同

中西方法學對待邪教的觀念不盡相同，這與它們所處的政治體制的差異有關。

在政教分離形成了法制和共識的條件下，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一般不會卷入宗教學上的正邪之爭，而是采取中立的立場，只有在宗教團體包括膜拜團體觸犯法律時才出面制止或干涉。它們以“信仰不犯罪，行為也許犯罪”為理論根據(jù)，不打擊邪教本身，只打擊邪教具體犯罪行為。即使有些團體犯了嚴重罪行，法律制裁也僅僅針對負有責任的具體成員，而團體本身仍然可以繼續(xù)存續(xù)。

總體上來看，西方偏重于從心理學和社會學的意義上來界定邪教，而中國則從政治學和法學意義上來定義邪教。例如，西班牙邪教問題專家佩佩·羅德里格斯（Pepe Rodriguez）認為，邪教是指那些采取可能破壞性的或嚴重損傷其信徒的固有性格這樣一種脅迫手段來招募信眾和散布教義的團體或集群，那些為了自己的存在而完全或嚴重地破壞其信徒同原有的社會生存環(huán)境，乃至同其自身的感情聯(lián)系及有效溝通的團體或集群，以及那些他們自己的運作機制破壞、踐踏在一個法治國家里被視為不可侵犯的法定權利的團體或集群。他認為這個定義的主要依據(jù)是人權的標準，而盡力避免了一切宗教的、哲學的、政治的乃至道德觀念上的因素。其實，在宗教團體中，為了遵循宗教教規(guī)、實現(xiàn)宗教目標，信徒讓渡部分人身權力和做人力、財力、物力和時間的奉獻是普遍現(xiàn)象，只是他們奉獻的對象是社會傳統(tǒng)和大眾認可的宗教而已。

又如德國的專家?guī)鞝柼?赫爾穆特·埃穆特（Kurt-Helmuth Eimuth）認為，邪教是這樣一種組織，他們由于自身的排他性要求而給社會、給個人帶來極大的沖突可能性；邪教成為破壞性的極權主義的代名詞，他們讓人依附自己，不斷地給人造成傷害，讓人疏遠自己的家人，給自由和自由民主的秩序造成一種潛在的危險。

美國史蒂文·哈桑（Steven Hassan）在其《走出邪教》一書中認為，邪教是一種偏激信仰，使用欺騙和思想控制手段損害個人的自由意志，致使個人完全依附于組織領導，這是邪教組織區(qū)別于其他宗教組織的關鍵。

以上西方學者的邪教定義其實都是對那些具有潛在危險性、與主流社會不一致的膜拜團體的定義，盡管在漢語系統(tǒng)中我們一般把它翻譯為邪教，但與中國目前所稱的邪教不能完全劃等號。

中國法學的邪教概念以“兩高”對邪教組織的認定為基礎?！蹲罡呷嗣穹ㄔ骸∽罡呷嗣駲z察院關于辦理組織、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冒用宗教、氣功或者以其他名義建立，神化、鼓吹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說等手段蠱惑、蒙騙他人，發(fā)展、控制成員，危害社會的非法組織，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條規(guī)定的“邪教組織”。這個定義與西方的邪教定義相同的地方表現(xiàn)在，神化首要分子，蠱惑蒙騙他人，控制成員以冒用及宗教的名義等，而不同則表現(xiàn)在該定義強調邪教的教義是迷信邪說，這在西方一般不會這樣明確認定；最重要的區(qū)別在于對這種組織的社會危害性的確認以及從法律角度對其非法性的認定，而在西方更多是注重邪教某個具體事的社會危害性和某個具體人的具體活動的違法性，而并不從法律上來確定這個組織是否為邪教。   

（作者簡介：陳星橋，中國佛教協(xié)會原常務理事、中國反邪教協(xié)會常務理事、《法音》雜志原副主編）